可见如《象传》那样以六爻的位置来解《易》是后出之说，不特春秋时没有，恐怕连战国也没有。

所谓在先只是逻辑上的，逻辑在先是为了认识的方便，属于认识范畴里的东西，它不是真正存在的一个东西。人格有助于讲情感与理性，但是，儒家不是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维度讲情感的，儒家不是，儒家讲情感的基础是从人的角度讲宇宙，是拟人化思维，是人类中心主义。

宋明理学把理形上化，把理作为人的第一本质。我这里不是把它虚化，而是把它次级化、第二位化。所以还得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做。说中国哲学完全是反本质的、不要本质的，我觉得不能这么讲，否则你就完全是从存在主义来谈了。因为在社会的层面上，在生活的层面上，大家都要互相对话，都要共同生活，都要交流，你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则，那怎么弄啊？所以，从根本上来讲是情感，这是更源始、更本真的东西。

陈明：蒙老师非常敏锐，您提到了宗教。这就是话语霸权或话语霸权的逻辑。情感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。

于是，我就写了《情感与理性》这本书。我认为，情感在儒学中所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，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立足点，就像西方哲学以知性为立足点一样。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按问题进行的，就是尽量先提出问题，然后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，接着进行进一步的思考，再提出新的问题。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懂得这个道理，可是做起来却不是那么顺畅、痛快。

这一步我就讲到这个地方。范畴本身是西方的，我把它加上了系统，但是系统始终还是范畴系统，所以这里边就有个中、西哲学的关系问题。

刚才王中江和李存山也讲了这个问题。后来牟宗三先生也讲境界问题，他既讲实体论也讲境界论，并且认为道家也是境界形态的。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。西方17、18世纪把讲情感看作是一种非理性主义、浪漫主义，那么，儒学能不能这样来讲呢？我认为不能用非理性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甚至神秘主义之类来讲中国的儒家哲学，因为儒家哲学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情感和理性统一起来了，而西方哲学压根儿不会这样想。

我对理学的研究是历时的研究，研究它的演变，同时也是一个范畴系统的研究。所以，心灵问题既然不能用实体论来讲，也不能用知性哲学来讲，那么它到底是一门什么形态的学说或学问呢？我认为是境界形态的，所以我讲心灵与境界的问题。这一点我体会是比较深的：研究中国哲学，你除了了解基本文献、了解西方哲学以外，当代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你也一定要读，这是绕不过去的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讲出中国哲学的范畴、概念有些什么特点、特质。

中国人讲情理，就是讲情感与理性。他的《才性与玄理》就是讲的这个问题，他的《中国哲学十九讲》也花了大量篇幅讲这个问题。

所以，这个方面我是有很大的缺陷的。在中国文化里，这个情字是讲不完的，你可以分别从美学、伦理学、哲学、宗教等各个方面讲。

我认为境界就是心灵存在的一种方式，如果离开存在，还怎么谈境界呢？从概念认识方面去讲境界显然是不行的，而光讲一个主观心态也是不行的，实体论是很难成立的。在中国哲学中，性当然不是实体，那么，推而广之，这个天、道是不是实体呢？我认为也不是实体。原载《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》，黄玉顺、任文利、杨永明主编，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，第29‒36页。当然，牟先生也承认主客架构是应该合一的，但是应该怎样合一呢，他却并没有提出一个论点来。孟子就更不用说了，即便是后来的理学家朱熹也讲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。有些书你不读不行啊，到后来你还得补读才行，因为你只能入乎其中才能出乎其外啊。

心之德固然是从心性、从主体上来讲的，那么爱之理是讲的什么呢？爱就是情感嘛，理就是理性嘛，这就是讲情之理，即情理。这本书的主要精神，我看了一下，是把生命存在和心灵境界分开讲的，生命是存在的，境界是心灵的。

就境界而言，冯先生有个基本思路。要想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出真正的问题，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，而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。

我从中受到新儒家的启发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是我发现，牟先生在讲这个问题时，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实体论的观点来讲中国的心性论，把心、性说成是一个本体、实体，而且这个本体、实体是绝对超越的实体，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立足点。冯先生曾说，在中国哲学史方面，他对佛学是有缺陷的，那么我的缺陷就更多了。

唐君毅先生晚年讲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，这本书出版后，我也去国家图书馆借来读过，但没有读完，只读了一部分。孔子讲唯仁者能好人、能恶人，好恶是有原则的，为什么仁者就能好、能恶呢？这儿就有个理性原则。我在书里还提到了超越问题，这个超越就是感性的自我超越，而不是超越到一个绝对实体那里去。因此，应该从存在来谈心灵本身。

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，凡是讲儒学的大家，无不讲到仁，港台新儒家也是如此。当然，儒家也讲幸福，牟宗三先生讲原善，讲德福关系。

所以，我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系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，我只是在讨论一些问题。而牟先生讲境界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心态，因为它在客观上开不出来，所以要以一种境界的心态来对待世界万物，因此他讲的境界基本上是一个主观形态的境界论。

它也完全可以是感性的，也可以是理性的，甚至超理性的。这促使我思考：中国哲学到底还有什么特质、特征？实体论能不能直接拿过来用？这些问题对我来讲，在中国哲学——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研究里边，都是不小的问题，而我则试图去思考、解决这个问题。

再进一步，就是讲到情感问题。但是，就中国哲学而言，冯先生明明讲过中国哲学里边只有佛教、佛学是讲境界的。还有就是，研究哲学，你必须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了解。在心灵这个问题上，中国没有灵魂的观念，没有上帝的观念，甚至没有西方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的观念。

该书是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实录：2008年7月10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、为蒙培元先生70寿辰而举办的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学术研讨会。中国哲学讲德性，也就是性，德性与心是分不开的，这从古典哲学一直到宋明理学都是这样一个讲法。

这当然与价值有关系，而且与主体有关系。在我看来，情感既是人的最源始、最本真的存在，同时也是终极性的存在，无论是就一个人的生命而言，还是就儒学关注的问题而言，都是如此，而且最终达到的终极性追求也是这个。

那么，中国哲学讲心灵，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它面对的是什么呢？显然，它是要解决心性关系问题，它所面对的就是天、道。（笑）当然，我提出问题与我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。